专访亚洲第一摄影师杜可风:香港给我很大的刺激

来源: 澎湃新闻  作者: 张维

[导读]近几年,杜可风把原来处于香港中环的工作室搬到了九龙湾,那里离货柜码头很近,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“这是找回我做水手的根了”。

“亚洲第一摄影师”杜可风

“亚洲第一摄影师”杜可风   

艺术作品中的杜可风拿着个纸箱子,东张西望,畏畏缩缩,似在寻找什么 。

艺术作品中的杜可风拿着个纸箱子,东张西望,畏畏缩缩,似在寻找什么 。    

这是一个由纸箱子摆放成的矩形空间,大而明亮。杜可风背着把椅子,慢慢走进空间,他在箱子围成的墙外张望着。在空间里,他或爬上手扶梯,或抱着纸箱子,或站在墙角,畏畏缩缩,东张西望,充满好奇,好像在寻找什么。

“你是想表达什么?”

“为了……玩。”杜可风说着大笑起来。

这是杜可风和艺术家张恩利合办的艺术装置“画影之间”。在张恩利的作品《空房间》里,杜可风将自己的视频艺术作品镶嵌其中,有他曾拍摄的电影《重庆森林》、《花样年华》、《阿飞正传》等里面的经典片段。《阿飞正传》里,张国荣在镜子前跳舞,自由而轻松。除此之外,还有一组他个人在艺术装置中“玩”的系列动作视频。

9月4日下午,在上海震旦博物馆,眼前的杜可风一头松垮的银发,穿着棕色格子外套,翻着红袖口,脚踩皮靴,很潮的装扮,又有点嬉皮士的味道。他有着澳洲人的面孔,却操着一口熟练的中文。

电影摄影界没有人不知道杜可风。他被誉为“亚洲第一摄影师”,外界赋予他的称号还有“王家卫御用摄影师”,他和导演王家卫的合作是一段不小的传奇,他们合拍了7部电影,《重庆森林》、《花样年华》、《阿飞正传》、《东邪西毒》等,他拍过张曼玉、张国荣、梁朝伟......以港产艺术片成名后,杜可风的脚步遍布全球,开始和张艺谋、陈凯歌、奈特•沙马兰和吉姆•贾木许等导演合作。

成名之后,所到之处,人所众知。有人说他是澳洲摄影师,有人说他是中国香港摄影师。人们为他的摄影冠以风格化的评价,但对杜可风来说,他摄影的风格并不是来自他自己,而是来自他所处的空间。他擅长感受空间,因空间而诞生想法。“我所谓的风格就是跟着感觉走。”香港这个城市的拥挤、狭小,它独具的活力,以及这个城市的人们对生活的期待给了他刺激,他在那个空间就会知道要怎么去表达。看到张恩利创作的《空房间》艺术装置时,他也是很快就有了创作的欲望。

在今天看来,杜可风算是入行较晚的,他31岁才首次拿起摄影机。他在杨德昌的《海滩的一天》里担任摄影师,拿到了当年的亚太影展最佳摄影。自此,他停止了职业上的漂泊,电影摄影渐渐成为他的工作重心。在获得42个国际电影节奖项及19项相关提名后,摄影于他来说,已是生活本身。“我的生活是早上起来拍电影。”

“如果当初没有人给你这个摄影机或摄像机,你没有成为电影摄影师,你觉得自己现在会在做什么?”

“做船员。”杜可风几乎是脱口而出,不加思索和犹豫。

近几年,杜可风把原来处于香港中环的工作室搬到了九龙湾,那里离货柜码头很近,他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“这是找回我做水手的根了”。

杜可风1952年在澳大利亚悉尼出生,那时叫做克里斯托弗•道伊尔(Christopher Doyle)。少年时期他对世界充满好奇,感到澳洲的社会环境太小了,平常来往的朋友对他来说不再有新鲜感,他想要看一些在澳洲没有看到过的东西。后来,他离开了澳大利亚,成为一名挪威商船船员,想要环游世界。他在不同的国家做了很多不同的工作,最后几经漂泊来到香港,学了中文,并且有了中文名字杜可风。

杜可风已年届63岁,但在他身上我们看不到衰老的影子,他有着爱玩的天性。也许年岁大了,让他反倒更能像个孩子一样玩,正如他在作品里展现的自己,畏畏缩缩,东张西望,充满好奇,像是在寻找什么。

9月4日下午,记者在震旦博物馆与杜可风进行了对话。

【对话杜可风】

谈艺术创作:“为了……玩”

记者:这次办的展跟你以前办的有什么不一样的吗?

杜可风:首先,这是跟一个艺术家合作办展,我们之间的来往很重要。二是这个展包含不同的视频,不同的平面,最终要制造一个空间,我觉得这个办展的过程其实就是作品,它的呈现是因为这样一个过程。

对我来说,办艺术展比拍电影还要辛苦,拍电影我已经习惯了,在电影那个艺术空间里,我比较清楚观众期待的是什么。但艺术界我不是很清楚,所以对我来说挑战比较大一点。也是因为有挑战,所以才做。

记者:这是第一次吗?张恩利老师是做当代艺术的。

杜可风:我也做过其它个人的展,在香港,在北京,在国外。这次因为是合作,所以比较有特点。而且因为这个空间比较大,本来不知道那么大的空间怎么去完整它,后来看到张恩利的这个空间后,感觉真的很像电影,我有了一个空间去玩嘛,我开始感觉到一些可能性。

记者:为什么选择张恩利呢?

杜可风:其实是朋友建议把这两个人放在一起。我们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人,我们个人性格不同,试试看,会有火花的。这对我来说很像拍电影,一开始,你会有些想法,然后要想怎么去完整它,在这个布置当中,那些我自己参与、加上去的小作品,其实也是在参与这个过程。

记者:刚刚我注意到你说了一个词“玩”,你说在这么大的空间里可以玩,然后我看到你的作品,你背着个椅子、拿着椅子、靠在墙角,有点畏畏缩缩,又有点东张西望,好像在寻找什么,这是要表达什么呢?

杜可风:为了......玩。(大笑)我觉得是为了表现对这个空间,对这个作品,对我们合作的一种意外,所以我要跟他来往,我要投入到这个空间,我们互相交换。这是对这个空间,对我们的合作的一种态度和说法。

记者:这个作品给人感觉很滑稽,很有趣,你觉得这跟生活中的自己是一样的吗?

杜可风:当然我先有一点好玩嘛。(大笑)我做的事情不是呆板的,我喜欢美好一点的生活。我所有的电影摄影也是在欣赏,在交往,在追求美。在跟演员聊天时,我说我是有一种跟思想跳舞的心态。我拍电影有个好处,我不是在一个比较呆板的空间里,我有许多空间,可以跟很多人来往,跟一些想法来往。

谈电影摄影:如果没做摄影师,会去做船员

记者:你提到“空间”很多,也曾说过自己的摄影风格不是来自于你自己,而是空间。

杜可风:这是来自空间。比如我们拍香港电影,如果香港不是这个样子,那我们的电影也不可能是这样的。香港整个散发出的活力,那种集中的小的空间、光线、人对生活的期待,在电影里反映出后,更具特点。我在香港拍的一些电影,正是因为香港这个空间给了我很大的刺激,给我很多想法。所以我的所谓的风格其实是在跟着感觉走。我刚在南美拍了一部电影,南美给我的感觉不一样,所以电影的风格一定跟我在这边拍的不一样。那边的人、那边的生活方式、那边的空间、那边的气候,都会影响到我的感觉。而不是说我的电影一定要是某种风格。

记者:你觉得自己的摄影作品跟在哪个地方、那个地方的文化有关,但是在观众的眼中,杜可风的电影就是有他独特的风格,你接受这种评价吗?

杜可风:你们有这种想法我能不接受吗?(笑)我在一个空间,会马上有一些想法,然后我接着走到另外一个空间,又会有新的想法,我会思考怎么把这两个空间组合起来,所以慢慢会建立一个所谓的风格,一个所谓的对一个整体的看法。

其实我的作品也是我的生活。今天会比明天更好,这是我生活的态度。所以反映到作品上当然也会有同一性,不过对我来说这都是潜意识的东西。

记者:但听说你不喜欢电影,只看书,那拍了这么多年,是什么支持的?

杜可风:是这样。但这是我的生活,没有别的了。(笑)我的生活是早上起来拍电影。如果要我放假,让我去海边玩,是不可能的,到海边我一定要拍一些自己的东西。我不放假的。

记者:你电影里的女人拍出来都很美,但电影明星本身就美,如果让你去拍一个普通的女人,你可以拍好吗?

杜可风:我觉得普通女人也有她的特点,每个人都有她的特点。我的人物是我的爱好,我要用心想到她的特点。这不一定是美化她,用化妆品或者什么。最重要的是我让你信任我,我让你感受到我关心你,才会有一些特别的东西出现。你会比较自信,你会用你自己的方法来表达你自己。会更相信我们的来往。所以,这些东西会有美。

记者:在你合作过的导演和影星中,对你来说,印象最深刻或者影响最大的是谁呢?

杜可风:我自己。(大笑)

记者:记得你说你当摄影师是因为有人给了你一部摄影机拍摄,如果当初没有人给你这个摄影机,你没有成为电影摄影师,你觉得自己现在会在做什么?

杜可风:做船员。以前我离开澳洲,去了一个北欧的船公司做船员,要环游世界。那时候在澳洲就觉得很多东西没有看过,那个社会环境太小,来往的人也很局限,我好奇心强,也需要一些新鲜感,想看一些在澳洲没有看到过的东西。

我在很多不同的国家做过很多不同的工作。现在也是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拍电影,今年有在日本、北欧、爱尔兰,还有中国香港......之前刚在南美拍电影(笑),我下一部戏在国内。

谈中国:“是我最舒服的空间”

记者:你在中国很多年,中国对你来说是个什么印象?

杜可风:当然是我最舒服的空间。比方说,有人让我在澳洲拍电影,自己写一个故事。但我不认识澳洲这些人,他说你是澳洲人啊。其实,澳洲人的生活方式我并不懂,因为我不跟那边人来往。我很少去澳洲,除非去看我妈妈。中国这个空间对我来说更亲切,因为我在跟中国人生活,我知道大家的喜怒哀乐,还有思想。不过,说到底,我还是一个外面的人。

我觉得这对创作有帮助,你既是参与者,又是旁观者,在这个空间里面,我懂别人对生活的观点,但我不一定要接受那些观点,我可以给你一个新的看法。因为我是来自不同的地方,这对艺术家是一种很重要的自由,你必须看到别人看不到的东西,你必须退一步去看,不过你必须参与,人家才会懂你的感受,才会接受。

记者:退一步是要客观吗?

杜可风:对,是客观跟主观的一种组合。你必须要有客观,才能重合。

记者:那你在中国拍电影更客观?

杜可风:(笑)其实我在别的地方更客观,别的地方更新鲜些。我一看到一个空间,就有工作的热情,因为我知道这个精神我要怎么去把握它。

记者:听说你很喜欢中国,在中国生活了很多年后,你怎么定义自己的身份?

杜可风:澳洲说我是澳洲摄影师,香港说我是香港摄影师。我觉得我应该很骄傲。现在国外很多人在别的国家打球,比如西班牙人在英国打球,不过到了他的国家要打比赛的时候,比如奥运时,他一定要回到祖国。我觉得我们都是这样的。

记者:平常会关注中国的文化或社会吗?

杜可风:忙不过来。因为都在拍电影,其实我大部分的电影也是对社会的一种反映。而且参与者都是来自不同地方、不同背景的人。所以拍电影对我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从很多不同的角度、用很多不同的心态去看社会,享有不同的人的思想,不同的对社会的期待,不同的生活经验。

责任编辑:李元红